在帝国铁蹄下重温「香港夹缝论」

 

在帝国铁蹄下重温「香港夹缝论」

人到中年,回想起二十出头的年少时代,总会发现一些严重的误判。要承认这些错误很难,正如很多年少时被中共统战语言僞术愚弄,误信「民主回归」而争取英国人放弃香港的恋中才俊,至今仍不肯承认自己被骗和浪费了青春,并成为将香港拖入现在这个半生不死中阴身状态的帮兇。我在大学时代犯过的最严重错误,就是写了洋洋几万字的文章,批判周蕾在《书写离散》和其他着作中提出的「香港夹缝论」。

浅述「香港夹缝论」

1993 年, 香港长大的美国文化研究学者周蕾(Rey Chow) 出版了《书写离散》(Writing Diaspora,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)一书,另外在1992 年发表〈殖民者与殖民者之间:九十年代香港的后殖民自创〉一文(中文版刊于《今天》1995 年第一期,牛津),探讨香港作为一个离散身份的矛盾与前景。她认为香港身处西方和中国的双重殖民之下,在两个殖民者的夹缝间,发展出一个异质多元的自由文化。她表示,香港要追寻的,是一个世界城市和自由社会的尊严和自主,拒绝中国的和西方的中心主义,也负起寻找更公义、生态上更可持续社会的责任。
周认为,香港人的身份,绝对不能建立在对中国的乡愁之上,因为这种乡愁只能为我们带来永恒的缺陷和自我否定:这种追寻注定胎死腹中。香港对中国的追寻,只会是徒劳的:香港越努力去尝试,就越显出本身「中国特性」的缺乏,亦越偏离中国民族的常规。这段历史紧随着香港,像一道挥之不去的咒语,令香港无法摆脱 「自卑感」(〈殖民与殖民者之间〉)。
周又在《书写离散》一书的序言中,鞭挞西方所谓进步学者的中国幻想。他们往往将中共治下的中国美化成平等的理想社会,视殖民地香港为这个理想国的一个污点。这种西方的东方主义投射,加上中国的中原中心主义,令香港文化身份双重边缘化。
周在1990 年代初将中国与英国/西方并置,看成同是殖民者,也批判西方左翼对中国的荒谬幻想,并主张建立香港主体身份,在今天看来,可说是厉害的先见之明。她的香港夹缝论在香港主权移交前夕的那几年,得到也斯等香港文化爱护者的追捧。

当年批判

1995 年我参加了香港中文大学的香港文化研究计划,读了大批披着进步颠覆外衣,但内裏暗含陈映真式炎黄种族主义的台湾后现代左统着作。当时香港的主流媒体对所谓的香港经验十分亢奋,资本家纷纷北上,自以为可以将中国香港化、带领中国走全面资本主义之路,表现出一种很庸俗噁心的大香港主义傲慢。在这样的理论背景与社会氛围下,我一读周蕾便无名火起,将她肯定和保卫香港多元文化的主张,与这种大香港主义混为一谈,于是写了〈初探北进殖民主义:从梁凤仪现象看香港夹缝论〉一文(陈清侨篇《文化想象与意识形态》1997 年,牛津)。我批判香港夹缝论乃是香港资本家北进殖民主义的共犯。
当时我判断这两种论述是共犯,源自一种将一切还原成经济关係的马克思主义偏见,看不到政治与意识形态力量的独立性。近代以来的中国民族主义,一直都有重建中原帝国,驯服边地邻国为奴的欲望。中共和民族主义知识分子,即使在经济实力不振时,也有这种强烈的帝国欲望。夹缝论就是对这种欲望的抵抗。但同时在1990 年代初苏联刚倒台和中共十份孤立的时空中,中共急于将中国经济砍入美国主导的全球新自由主义体系以保政权。英治香港的Anglo-Saxon 式经济体系、香港的金融地产资本,和香港的出口代工血汗工场,也就成了中国资本主义化的嚮导。中共的政策和论说,于是出现了崇拜香港资本主义的取态。这个取态,催生了香港中上阶层幻想北进殖民中国的大香港主义。
简言之,香港夹缝论源自对中原民族主义政治的反抗,北进论则在中国急着借香港之力推动全球化的经济需要下形成。两者表面相似,却有不同的根源与指向。

今日重温

今天中国的资本主义,早已完成了与世界接合的阶段。中国的党国资本,羽翼已丰,已有足够实力对港资过桥抽板、清洗打压。1990 年代香港资本北上征服中国的幻想,在2001年中国加入世贸之后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蹤。随后而来的,是中国党国资本主义与大中原民族主义合体共振,增强而成在经济、政治和意识形态层面都十分齐一地体现帝国主义气焰的天朝体制。
在今日的帝国铁蹄之下,如你仍停留在批判大香港主义、香港的(西方)殖民性和香港对中国的北进殖民,那麽你不是无的放失,便是在为中帝开路。在这个情势下重读周蕾的香港夹缝论,也就特别有意义。对于当年自己对这个论述的攻击,我只能承认:我误判、我愧疚。
(原文刊于第三十六期《》,于2015年11月16日免费派发。请支持文化抗共,订阅《》:)
(图片来源:"Erdbebenspalten beim Mývatn in Nordisland"@Chmee2 | CC BY 3.0)


上一篇: 下一篇: